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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东东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看张爱玲  

2007-01-19 19:13:43|  分类: 爱张爱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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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罗兰观感》

罗兰排戏,我只看过一次,可是印象很深。第一幕白流苏应当穿一件寒素的蓝布罩袍,罗兰那天恰巧就穿了这么一件,怯怯的身材,红削的腮颊,眉梢高吊,幽咽的眼,微风振箫样的声音,完全是流苏,使我吃惊,而且想:当初写“倾城之恋”,其实还可以写得这样一点的……还可以写得那样一点的……
  “倾城之恋”的故事我当然是烂熟的;小姐落难,为兄嫂所欺凌,“李三娘”一类的故事,本来就是烂熟的。然而有这么一刹那,我在旁边看着,竟想掉泪。罗兰演得实在好──将来大家一定会哄然赞好的,所以我想,我说好还得赶快说,抢在人家头里。
  戏里,阖家出动相亲回来,因为她盖过了她妹子,一个个气烘烘,她挨身而入,低着头、像犯了法似地,悄悄地往里一溜。导演说:“罗兰,不要板着脸。……也不要不板着脸。你知道我的意思……”罗兰问:“得意啊?”果然,还是低着头,掩在人背后奔了进来,可是有一种极难表现的闪烁的昂扬。走到幕后,她夸张地摇头晃脑的一笑,说:“得意!我得意!”众人听着她的话都笑起来了。
  流苏的失意得意,始终是下贱难堪的,如同苏青所说:“可怜的女人呀!”外表上看上去世界各国妇女的地位高低不等,实际上女人总是低的,气愤也无用,人生不是赌气的事。日本女人有意养成一种低卑的美,像古诗里的“伸腰长跪拜,问客平安不?”温厚光致,有绢画的画意,低是低的,低得泰然。西洋的淑女每每苦于上去了下不来。中国女人则是参差不齐,低中有高,高中见低。逃荒的身边带着女儿,随时可以变钱,而北方一般的好人家,嫁女儿,贴上许多妆奁不算,一点点聘金都不肯收,唯恐人家说一声卖女儿,的确尊贵得很。像流苏这样,似乎是惨跌了,一声喊,跌将下来,划过一道光,把原来与后来的境地都照亮了,怎么样就算高,怎么样就算低,也弄个明白。
  流苏与流苏的家,那样的古中国的碎片,现社会里还是到处有的。就像现在,常常没有自来水,要到水缸里去舀水,凸出小黄龙的深黄水缸里静静映出自己的脸,使你想起多少年来井边打水的女人,打水兼照镜子的情调。我希望“倾城之恋”的观众不拿它当个遥远的传奇,它是你贴身的人与事。

 

《被窝》

连夜抄写了一万多字,这在我是难得的事,因为太疲倦,上床反而睡不着。外面下着雨,已经下了许多天,点点滴滴,歪歪斜斜,像我的抄不完的草稿,写在时事消息油印的反面,黄色油印字迹透过纸背,不论我写的是什么,快乐的、悲哀的,背后永远有那黄阴阴的一行一行;蓝墨水盖它不住──阴凄凄的新闻。“××秘书长答记者问:户口米不致停止配给,外间所传不确……”黄黯单调的一行一行……滴沥滴沥,搭啦啦啦,雨还在下,一阵密,一阵疏,一场空白。
  淋雨的晚上,黏唧唧地,更觉得被窝的存在。翻个身,是更冷的被窝。外国式的被窝,把毯子底下托了被单,紧紧塞到褥子底下,是非常坚牢的布置,睡相再不好的人也蹬它不开。可是空荡荡地,面积太大,不容易暖和;热燥起来,又没法子把脚伸出去。中国式的被窝,铺在褥子上面,折成了筒子,恰恰套在身上,捂一会就热了,轻便随和,然而不大牢靠,一下子就踢开了。由此可以看出国民性的不同。日本被窝,不能说是“窝”。方方的一块覆在身上,也不叠一叠,再厚些底下也是风飕飕,被面上印着大来大去的鲜丽活泼的图案,根本是一张画,不过下面托了层棉胎。在这样的空气流通的棉被底下做的梦,梦里也不会耽于逸乐,或许会梦见隆冬郊外的军事训练。
  中国人怕把娇艳的丝质被面弄脏了,四周用被单包过来,草草地缝几针,被面不能下水,而被单随时可以拆下来洗濯,是非常合乎实际的打算。外国人的被单不钉在毯子上,每天铺起床来比较麻烦,但他们洗被单的意志似乎比我们更为坚决明断,而他们也的确比我们洗得勤些。被单不论中外,都是白色的居多,然而白布是最不罗曼蒂克的东西,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干净,也还不过是病院的干净,有一点惨戚。淡粉红的就很安乐,淡蓝看着是最奢侈的白,真正雪雪白,像美国广告里用他们的肥皂粉洗出来的衣裳。中国人从前,只有小孩子与新嫁娘可以用粉红的被单,其余都是白的。被的一头有时另加上一条白布,叫做“被挡头”,可以常常洗,也是偷懒的办法。日本仿佛也有一种“被挡头”,却是黑丝绒的长条,头上的油垢在上面擦来擦去,虽然耐脏,看着却有点腻心。天鹅绒这样东西,因为不是日本固有的织物,他们虽然常常用,用得并不好。像冬天他们女人和服上加一条深红丝绒的围巾,虽比绒线结的或是毛织品的围巾稍许相称些,仍旧不大好看。
  想着也许可以用这作为材料写篇文章,但是一想到文章,心里就急起来,听见隐隐的两声鸡叫,天快亮了,越急越睡不着。我最怕听鸡叫。“明日白露,光阴往来,”那是夜。在黎明的鸡啼里,却是有去无来,有去无来,凄凄地,急急地,淡了下去;没有影子──影子至少还有点颜色。
  鸡叫得渐渐多起来,东一处,西一处,却又好些,不那么虚无了。我想,如果把鸡鸣画出来,画面上应当有赭红的天,画幅很长很长,卷起来,一路打开,全是天,悠悠无尽。而在顶底下略有一点影影绰绰的城市或是墟落,鸡声从这里出来,蓝色的一缕一缕,战抖上升,一捺,一顿,方才停了。可是一定要多留点地方给那深赭红的天……多多留些地方……这样,我睡着了。

《关于“倾城之恋”的老实话》

“倾城之恋”,因为是一年前写的,现在看看,看出许多毛病来,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。
  “倾城之恋”似乎很普遍的被喜欢,主要的原因大概是报仇罢?旧式家庭里地位低的,年轻人,寄人篱下的亲族,都觉得流苏的“得意缘”,间接给他们出了一口气。年纪大一点的女人也高兴,因为向来中国故事里的美女总是二八佳人,二九年华,而流苏已经近三十了。同时,一班少女在范柳原里找到她们的理想丈夫,豪富,聪明,漂亮,外国派。而普通的读者最感到兴趣的恐怕是这一点,书中人还是先奸后娶呢?还是始乱终弃?先结婚,或是始终很斯文,这两个可能性在这里是不可能的,因为太使人失望。
  我并没有怪读者的意思,也不怪故事的取材。我的情节向来是归它自己发展,只有处理方面是由我支配的。男女主角的个性表现得不够。流苏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,有决断,有口才,柔弱的部分只是她的教养与阅历。这仿佛需要说明似的。我从她的观点写这故事,而她始终没有彻底懂得柳原的为人,因此我也用不着十分懂得他。现在想起来,他是因为思想上没有传统的背景,所以年轻时候的理想禁不起一点摧毁就完结了,终身躲在浪荡油滑的空壳里。在现代中国实在很普通,倒也不一定是华侨。
  写“倾城之恋”,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。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,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,华美的罗曼斯,对白,颜色,诗意,连“意识”都给预备下了:(就像要堵住人的嘴)艰苦的环境中应有的自觉……
  我讨厌这些顾忌,但“倾城之恋”我想还是不坏的,是一个动听的而又近人情的故事。结局的积极性仿佛很可疑,这我在“自己的文章”里试着加以解释了。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,不喜欢采取善与恶,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,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……
 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,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。“倾城之恋”里,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,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;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,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,终于结婚了,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,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。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,虽然多少是健康的,仍旧是庸俗;就事论事,他们也只能如此。
 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。时代是这么沉重,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。这些年来,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,可见疯狂是疯狂,还是有分寸。
  编成戏,因为是我第一次的尝试,极力求其平稳,总希望它顺当地演出,能够接近许多人。

《“嗄?”?》

在联合报副刊上看到我的旧作电影剧本“太太万岁”,是对白本。我当时没看见过这油印本,直到现在才发现影片公司的抄手代改了好些语助词。最触目的是许多本来一个都没有的“嗄”字。
  “金瓶梅词话﹄上称菜肴为“嗄饭”、一作“下饭”(第四十二回,香港星海版第四七二页倒数第四行:“两碗稀烂下饭”)。同回稍早,“下饭”又用作形容词:“两食盒下饭菜蔬”。(第四七一页第一行)。苏北安徽至今还保留了“下饭”这形容词,说某菜“下饭”或“不下饭”,指有些菜太淡,佐餐吃不了多少饭。
  林以亮先生看到我这篇东西的原稿,来信告诉我上海话菜肴又称“下饭”,并引“简明吴方言词典”,(一九八六年上海辞书社出版;吴语区包括上海──浦东本地──苏州、宁波、绍兴等江浙七地)第十页有这一条:

  下饭(宁波)
  同“嗄饭”

  举一实例:

  “宁波话就好,叫‘下饭’,随便啥格菜,全叫‘下饭’。”

  (独脚戏“宁波音乐家”)  

  林以亮信上说:“现代上海话已把‘下饭’从宁波话中吸收了过来,成为日常通用的语汇,代替小菜或菜肴。上海人家中如果来了极熟的亲友,留下来吃饭,必说宁波话:‘下饭呒交(读如高)饭吃饱。’意思是自己人,并不为他添菜,如果菜不够,白饭是要吃饱的。至于有些人家明明菜肴丰盛,甚至宴客,仍然这么说,就接近客套了。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谈话中,下饭并不能完全取代小菜,例如‘今朝的小菜哪能格蹩脚(低劣)!’‘格饭店的小菜真推扳!’还是用小菜而不用下饭。”
  我收到信非常高兴得到旁证,当然也未免若有所失,发现我费上许多笔墨推断出一件尽人皆知的事实。总算没闹出笑话来,十分庆幸。我的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,不是从小会说的。我的母语,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,就只有“下饭”作为形容词,不是名词。南京话在苏北语区的外缘,不尽相同。
  “金瓶梅﹄中的“下饭”兼用作名词与形容词。现代江南与淮扬一带各保留其一。历代满蒙与中亚民族入侵的浪潮,中原冲洗得最彻底,这些古色古香的字眼荡然无存了。
  “金瓶梅﹄里屡次出现的“嚣”(意即“薄”)字,如“嚣纱片子”,也是淮扬地区方言,当地人有时候说“薄嚣嚣的”。“嚣”疑是“绡”,古代丝织品,后世可能失传或改名。但是在这一带地方,民间仍旧有这么个印象,“绡”是薄得透明的丝绸,因此称“绡”就是极言其薄。
  “金瓶梅﹄里的皖北方言有“停当(妥当)”、“投到(及至)”、“下晚(下午近日落时)”。我小时候听合肥女佣说“下晚”总觉得奇怪,下午四五点钟称“下晚”──下半夜?疑是古文“向晚”:“向晚意不适,驱车登古原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。”后人渐渐不经意地把“向”读作“下”。同是齿音,“向”要多费点劲从齿缝中迸出来。旧小说中通行的,没地域性的“晌午”,大概也就是“向午”。
  已经有人指出“金瓶梅﹄里有许多吴语。似乎作者是“一个南腔北调人”(郑板桥诗),也可能是此书前身的话本形成期间,流传中原与大江南北,各地说书人加油加酱渲染的痕迹。
  “嗄饭”与“下饭”通用,可见“嗄”字一直从前就是音“下”,亦即“夏”。晚清小说“海上花列传﹄中的吴语,语尾“嗄”字却音“贾”。娇滴滴的苏白“啥嗄?(什么呀?)”读如“水浒传﹄的“洒家”。
  吴语“夏”、“下”同音“卧”,上声。“海上花﹄是写给吴语区读者看的。作者韩子云如果首创用“嗄”来代表这有音无字的语助词“贾”,不但“夏”、“贾”根本不同音,他也该顾到读者会感到混乱,不确定音“夏”是照他们自己的读法,还是依照官话。总是已有人用“嗄”作语助词,韩子云是借用的。
  扬州是古中国的大城市,商业中心,食色首都。扬州厨子直到近代还有名,比“十里扬州路”上一路的青楼经久。“腰缠十万贯,骑鹤上扬州”,那种飘飘欲仙的向往,世界古今名城中有这魅力的只有“见了拿波里死也甘心”,与“好美国人死了上巴黎”。
  扬州话融入普通话的主流,但是近代小说里问句语尾的“”字是苏北独有的。“”音“沙”或“舍”,大概本来就是“嗄”,逐渐念走了腔,变成“沙”或“舍”,唇舌的动作较省力。
  “”带点嗔怪不耐的意味,与“海上花﹄的“嗄”相同。因此韩子云也许不能算是借用“嗄”字,而是本来就是一个字,不过苏州扬州发音稍异。
  无论是读“夏”或“贾”,“嗄”字只能缀在语尾,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问句。“太太万岁”剧本独多自成一句的“嗄?”原文是“啊?”本应写作“啊(入声)”追问逼问的叱喝。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“啊”字有这一种用法,就不必啰唆注上“入声”,又再加上个惊叹号了。
  “太太万岁”的抄手显然是嫌此处的“啊?”不够着重,但是要加强语气,不知为什么要改为“嗄?”而且改得兴起,顺手把有些语尾的“啊”字也都改成“嗄”。连“呀”也都一并改“嗄”。
  旧小说戏曲中常见的“”字,从上下文看来,是“呀”字较早的写法,迄今“”、“呀”相通。我从前老是纳闷,为什么用“”字偏旁去代表“呀”这声音。直到现在写这篇东西,才联带想到或许有个可能的解释:
  全校本“金瓶梅词话﹄的校辑者梅节序中说:“书中的清河,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,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(今苏北淮阴)。“金瓶梅﹄评话最初大概就由‘打谈的’在淮安、临清、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,听众多为客商、船夫和手艺工人。”
  说书盛行始自运河区,也十分合理。河上的工商亟需比戏剧设备简单的流动的大众化娱乐。中国的白话文学起源于说唱的脚本。明朝当时的语助词与千百年前的“耶”、“乎”、“也”、“焉”自然不同,需要另造新字作为“啊”、“呀”这些声音的符号。苏北语尾有“嗄”。“金瓶梅﹄有“嗄”字而未用作语助词,但是较晚的其他话本也许用过。“嗄”字一经写入对白,大概就有人简写为“”,笔画少,对于粗通文墨的说书人或过录者便利得多,因此比“嗄”流行。流行到苏北境外,没有扬州话句尾的“嗄”,别处的人不知何指,以为就是最普遍的语尾“呀”。那时候苏州还没出了个韩子云,没经他发现“嗄”就是苏白句末发音稍异的“贾”,所以也不识“嗄”字缩写的“”,也跟着大家当作“呀”字使用。因而有昆曲内无数的“相公!”“夫人!”
  还有我觉得附带值得一提的:近年来台湾新兴出“栩”字语助词,其实是苏北原有的,因为不是国语,一直没有形之于文字。“栩”的字义接近古文“也”字。华中的这一个凋敝的心脏区似是汉族语言的一个积水潭,没很经过一波波边疆民族的冲激感染。苏北语的平仄与四声就比国语吴语准确。
  “太太万岁”的抄手偏爱“嗄”字,而憎恶“嗳”字,原文的“嗳”统改“哎”或“唉”。
  “嗳”一作“训”,是偶然想起什么,唤起别人注意的轻呼声。另一解是肯定──“嗳”是“是的,”“噢”是“是。”不过现代口语没有“是”字了,除了用作动词。过去也只有下属对上司,以及官派的小辈对长辈与主仆间(一概限男性)才称是。现在都是答应“噢。”
  作肯定解的“嗳”有时候与“欸”同音“爱”,但是更多的时候音“A”,与“唯”押韵。“噢”与“诺”押韵。“嗳,嗳,”“噢,噢,”极可能就是古人的唯唯诺诺,不过今人略去子音,只保留母音,减少嘴唇的动作,省力得多。
  “哎”与“嗳”相通,而笔划较简,抄写较便。“嗳”“哎”还有可说,改“唉”就费解了,“唉”是叹息声。
  “太太万岁”中太太的弟弟与小姑一见倾心,小姑当着人就流露出对他关切,要他以后不要乘飞机──危险。他回答:“好吧。哼哼!嘿嘿!”怎么哼哼冷笑起来?
  此处大概是导演在对白中插入一声闭着嘴的轻微的笑声,略似“唔哼!”礼貌地,但是心满意足地,而且毕竟还是笑出声来:“嘿嘿!”想必一时找不到更像的象音的字,就给添上“哼哼!”二字,标明节拍。当场指点,当然没错,抄入剧本就使人莫名其妙了。
  对白本一切从简,本就要求读者付出太多的心力,去揣摩想像略掉的动作表情与场景。哪还禁得起再乱用语助词,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,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。在我看来实在有点伤心惨目,不然也不值得加上这么些个说明。

《草饼炉》

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“八千岁”,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,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,叫做草炉饼。我这才恍然大悟,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。
 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:“马……草炉饼!”吴语“买”“卖”同音“马”,“炒”音“草”,所以先当是“炒炉饼”,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。卖饼的歌喉嘹亮,“马”字拖得极长,下一个字拔高,末了“炉饼”二字清脆迸跳,然后突然噎住。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,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,都是好嗓子。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,只敲梆子。馄饨是消夜,晚上才有,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,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。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,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,拉塌车的,骑脚踏车送货的,以及各种小贩,白天最多。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──最便当的便当。
  战时汽车稀少,车声市声比较安静。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,我和我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:“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”
  “现在好些人都吃。”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,若有所思。
  我也只“哦”了一声。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,这是贫民化了。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。
 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,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。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,不过不是薄饼,有一寸多高,上面也许略撒了点芝麻。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,不会是“炒炉饼”。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,除非是“燥”?其实“燥炉”根本不通,火炉还有不干燥的?
  “八千岁”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。这么厚的大饼绝对无法“贴烧饼”。“八千岁”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。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,较小而薄。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,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。
  战后就绝迹了。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,就没人吃了。
 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,擦身而过,小贩臂上挽的篮子,也就是主妇上街买菜的菜篮,篮子里盖着布,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,饼面微黄,也许一叠有两三只。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,看著有点恶心。
  匆匆一瞥,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,没注意拎篮子的人,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。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太不相称,还是太瘦了显老。
  上海五方杂处,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。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。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,至少在汉族内。而且黑中泛灰,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,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(Micronesian)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。我从前进的中学,舍监是青浦人──青浦与黄浦对立,但是想必也在黄浦江边──生得黑里俏,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。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,又更晒黑了。
 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衖堂房子的背面,窗户为了防贼,位置特高,窗外装着凸出的细瘦黑铁栅。街边的洋梧桐,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,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。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褪了色,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“墨半浓”的鬼影子,微驼的瘦长条子,似乎本来是圆脸,黑得看不清面目,乍见吓人一跳。
  就这么一只篮子,怎么够卖,一天叫到晚?难道就做一篮子饼,小本生意小到这样,真是袖珍本了。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,卖完了再回去拿?那总是住得近。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,也没有棚户。其实地段好,而由他一个人独占,想必也要走门路,警察方面塞点钱。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,无法存活才上城来,一天卖一篮子饼,聊胜于无的营生。
 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,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。也只那么一刹那,此后听见“马……草炉饼”的呼声,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,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。至少就我而言,这是那时代的“上海之音”,周璇、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嘈音,背景音乐,不是主题歌。
  我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,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撩,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:“哪,炒炉饼。”
 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,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,干敷敷的吃不出什么来。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,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。

《笑纹》

一九七○年间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则笑话,是实事,虽然没有人名与政府机关名称等细节。这人打电话去,问部长可在这,请部长听电话。对方答道:“我就是不讲。”这人再三恳求,还是答说:“我就是不讲。”急了跟他理论,依旧得到同一答覆:“我就是不讲。”闹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就是部长。
  我看了大笑不止,笑得直不起腰来。此后足有十几年,一想起来就笑得眼泪出。我自己从前学生时代因为不会说上海话,国语也不够标准,在学校里饱受歧视,但是照样笑人家。
  同是上海,浦东话在当时上海就认为可笑。上海话“甲底别”(脚底板)浦东话是“居底别”。同学模仿舍监的浦东口音,一声“居底别”就大家笑得东倒西歪。现在这一类的笑话不合世界潮流了。向来美国谐星的看家本领原是模仿各国移民与本土的黑人口音,但是所谓ethnic jokes(少数民族的笑话)沾上了种族歧视的嫌疑,已经不登大雅之堂。虽然犹裔、日韩裔、波多黎各裔的笑匠仍旧大肆嘲笑他们上一代的乡音未改,毕竟自嘲又是一回事,别国还可以恣意取笑的似乎只有斯堪地那维亚的怪腔,一字一句都余音袅袅一扭一扭。没人抗议,也许也是因为瑞典挪威丹麦这三小国没自卑感,不在乎。他们的祖先维京海盗是最早的远洋航海家,在哥伦布之前已经发现新大陆。近代又出了个易卜生,现代话剧之父,又成为社会福利先进国,又有诺贝尔奖金。
  其实我看各人笑其所笑,不必挑剔了。反正不论高乘幽默还是浅薄无聊,都源自笑人踏了香蕉皮跌一跤这基本喜剧局面。虽说“谑而不虐”,“谑”字从“言”从“虐”,也就是用语言表现的精神虐待。仓颉造字就仿佛已经深明古希腊“喜剧是恶意的”这定义了。
  最近美国电视上报导医学界又重新发现大笑有益健康。大笑一次延长寿命多少天,还是论年论月,我没听清楚。不幸被人笑,我们心里尽管骂他们少见多怪,也只好付之一笑。便宜了他们,大笑一场将来大限已到的时候可以苟延性命若干天。我们譬如慈善家施药,即使不是“乐捐”。
  皇冠还是每期都有笑话,前人笔记上的,今人亲身经历的,不止一栏。我倒无意中想起个题目Laugh Lines(笑纹──眼角嘴边笑出来的皱纹──又一义是“招笑的几行字”)。可惜是英文,皇冠庆祝四十周年不能用作寿礼。
  近年来皇冠变了很多,但是总在某一层面上反映海内外中国人的面貌,最新的近影。就连在大陆,稍一松泛大众就又露出本来面目,照样爱看。内容民族性与异国情调相间,那也是普遍的向往,尤其在青少年间。像电视时代前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一两个综合性的流行杂志,中国还只此一家,别无分出。相信再过四十年,也还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皇冠。即使有些读者有时候不感到共鸣,也会像我看了对自己说:“哦……现在这样。”

  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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